“今天邀请小田参加微型景观活动，但是最近他生病了，也没看书学习，说先不参加活动了，要忙着学习。问候了他一下，他也希望我放心他的学习，我也就没多说什么，下次再问问他工作的事。”2015年10月15日，任建雄在小田的个案帮扶档案中写下这样一篇服务记录。

2014年8月15日，这份个案帮扶档案“立案”时，案主小田正“宅在家里”，“一个人能喝一瓶白酒，还不会醉”。由于学历低，也没有固定工作，小田总是觉得“社会不公平”。

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经过任建雄一对一的帮扶，小田考上了高起本，而帮扶档案中的服务记录仍在更新。

任建雄是北京市海淀区彩虹之家青少年服务中心主任。在海淀区，每个个案负责人都是“专业的”。“我们做的是改变人的工作，有效性是最重要的。如果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没有达到权益维护和促进发展的效果，对于资源就是浪费。”团海淀区委副书记尹鹤灵说。

作为2013年10月开始的共青团全国青少年权益工作创新试点，团海淀区委承担了推进青少年权益工作的法制化进程、促进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有效运转、完善青少年权益工作考评机制三个方向的试点任务。在尹鹤灵看来，这三个方向涉及的机制、队伍、服务，正是青少年维权中的“等边三角形”。

多方联动，机制建设落到实处

2013年，轰动一时的“李某某”案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在此之前，“万能的网友”已经把“李某某”的个人信息调查的清清楚楚，尽人皆知。然而，虽然触犯了法律，作为未成年嫌疑人，“李某某”的个人信息本不该被泄露。

据了解，涉诉未成年人信息被暴露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止存在于“李某某”案中。而公开涉诉未成年人信息，对未成年人未来回归社会无益。新《刑事诉讼法》中也有“不公开审理”以及“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等条文，明确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此，海淀区一位人大代表专门撰写了提案，海淀团区委便借“办理提案”的由头，把公安、检察院、法院等相关部门召集在一起，共同商议，最终决定委托海淀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负责起草《海淀区涉诉未成年人信息限制公开工作办法》，以地区行业内部自律性文件的形式，让国家法律法规“落了地”。这次多部门合作的成功尝试也由此固定下来，形成了海淀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联席会制度，每个季度召开一次，各部门定期申报议题。

2015年，海淀区某体校发生了性侵案件。事发后，被性侵的女孩提出转学的要求。但是由于学校的特殊性，她只能转到上级体校，涉及跨区转学。在联席会上，海淀区检察院提出了这个议题。由于无法在海淀区层面解决，团海淀区委决定启动“三级联动机制”。经过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体育局进行协调，最终帮女孩顺利转入了新的学校。“针对每个具体的个案，首先由街道乡镇等发现个案并进行初步解决，区级联席会整体统筹协调，无法解决的再上报。机构的有效运转，是三级联动机制发挥的作用。”尹鹤灵说。“在做机制建设方面，注重制度文本建设的同时，要落实到具体个案的解决上来。这就要依托三级联动和区级协调平台，这两个办法的核心都是共青团。”

为了更好地推动制度建设，海淀区还探索在公安局预审大队里成立未审中队，专门有一批民警来办未成年人的案子。随后，专业社工入驻，配合警方仿照香港实施“警司警诫”制，对涉罪未成年人施行警诫并进行监管。“海淀公检法部门创新的意愿非常强烈，所以我们工作就比较轻松，共青团有时候反而是被他们推着走。”尹鹤灵笑道。

“模块化”破解观护难题

切羊肉片和调火锅底料，是小苏在火锅店学到的新手艺。这个16岁的小伙子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学徒工，只有老板和师傅知道他的“真实身份”。2015年，小苏因为盗窃罪被抓，海淀区检察院采取附条件不起诉的方式，把小苏安排在金源福城餐饮集团旗下某火锅店——团海淀区委设立的未成年人观护基地。

目前，海淀区已有12家未成年人观护基地，每年，有60名左右涉诉未成年人会走进这些观护基地，重新寻找自己的未来。

“社会观护”，是指公检法等行政机关结合教育、民政等部门，以及观护单位、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对符合条件的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考察、保护、帮教和矫正的有关活动，是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有效途径。然而“社会观护”概念的落实并没那么简单。把这些需要观护的孩子放在哪儿？谁来管？谁掏钱？

团海淀区委和海淀区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的同志组成一支“小分队”，开始在海淀区内寻找能够接受对未成年人进行观护的单位。小苏所在的金源福城餐饮集团成立了海淀区第一家观护基地。在这里，小苏和其他人同工同酬同待遇，和工长一起吃住。团海淀区委还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购买了专业社工机构的社工服务。社工、检察官和火锅店老板形成了三方观护小组，定期碰头，了解小苏最近的表现。今年2月，小苏顺利通过8个月的观护期，现在浙江一家企业打工。

去年年底，海淀区出台了《关于加强北京市海淀区涉诉未成年人观护帮教的工作办法》，规定针对每一个被观护对象进行档案管理，并建立观护工作组。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大家发现这个办法“太宏观了”，具体落地时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一个孩子一年到底花多少钱？到底需要多少项服务？

于是，团海淀区委又出台了具体的工作运行办法，创新提出“模块化”概念，包括“生活服务”“教育服务”“心理服务”“发展服务”4个模块。“以6个月观护期为例，孩子过来，先看有没有地方住，没有的话加载一个生活模块。一个床位一天多少钱，吃一顿饭多少钱，乘以180天。然后解决心理问题，一次心理辅导多少元，每个月两次，乘以6个月，等等。有了细化的经费需求，再面向市场进行招标，由专业的社工机构承担观护任务”。

在4个模块中，“生活模块”往往是最大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团海淀区委依托超越、睿博等社工事务所，成立了青少年危机介入管理中心。“在中心有床位，可以做饭，这就解决了生活模块的问题。”尹鹤灵说。

目前，12家观护基地，包括9家企业，3家专业的社会组织。一次，尹鹤灵带着公检法的同志走进一家企业，他准备了一堆话，准备“掰开了揉碎了给老板讲成立观护基地的意义”。没想到他刚一开口，老板就说：“你不用讲了，我懂，就是在孩子小错酿成大罪之前干预一下，让他们回归正途，这个我们愿意干。”这件事让尹鹤灵十分感动。“他们能够意识到社会治理要刚柔并济，这是很重要的。”

个案帮扶“一人一套办法”

尹鹤灵刚刚接触小莹时，她还在上小学。当军人的父亲突然生病去世，小莹和母亲相依为命，家里生活每况愈下。一系列变故让小莹变得自我封闭，很排斥与人交往。社区青年汇的社工发现，这个曾经在活动中“非常活泼”的孩子不来参加活动了，便报告了街道团工委。团工委书记进行核实后，又将情况上报给团海淀区委。

目前，海淀区个案发现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案主自己求助，二是依托海淀区92家青年汇的社工，三是通过组织途径上报。”尹鹤灵说，“目前情况很喜人的，主动求助的人越来越多了。”

目前，小莹已经顺利地升入初二，成绩不错。在小莹身后，一支专业团队正在“偷偷地”为她提供支持。而在这支专业团队背后，又有北大社会学系的教授担任社工导师。“在每个社工背后，我们都配备了行业内的权威学者，对他们进行辅导和督导。”尹鹤灵说。

目前，团海淀区委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合作，研究制定了一套个案帮扶档案，每年帮扶对象有40~60个。

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尹鹤灵深知，权益工作需要极强的专业性。“帮扶一个未成年人，如果办法不得当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甚至把他们越推越远。所以一定要用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尹鹤灵说，“比如合适成年人，有的地方组建一支队伍，由退休老教师、热心律师等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组成。但海淀区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专业的司法社工开展服务。单纯凭爱心是不能很好完成权益工作的。没有专业队伍支撑的权益工作就是一句空话。”

目前，团海淀区委与超越社工事务所、睿博社工事务所、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及团海淀区委培育的彩虹之家等专业机构都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团海淀区委用于政府购买服务的金额超过100万元。

在尹鹤灵看来，新时代下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有了新的内涵。权益工作绝不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形成政府兜底、青年发展、社会治理三位一体的架构。“要建构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体系，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重新发展。”他说，“这一个一个人，都是社会治理中可能出现隐患的点，所以青少年维权也是为社会治理做一些预判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