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现任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荣誉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8年2月，王思斌作为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来到北京大学求学。1982年，于北大哲学系毕业，同年留校任教。30多年来，王老师始终奋斗在教学第一线。而今荣休，却依然奋斗在社会工作教育和事业发展的前线，为北京大学的社会工作教育乃至全国的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竭尽努力。

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王老师讲，那些年，他与社会工作的故事。

采访中王老师热情洋溢，动情地回忆了在母校长达四十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点滴，一帧帧富有故事性的画面，勾起往昔厚重回忆，温情感人，而他对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全体师生的期望和对社会工作事业的展望也使人肃然起敬。

结缘

Q1:了解到王老师之前是学哲学的，那么您是如何与社会工作结缘的呢？

W: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不理解，但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是“文革”结束后1977年第一届大学生，我1967年就从高中毕业了，是“老三届”，之后成了“回乡知识青年”，回家在农村干活，后来在当地中小学当老师。我对哲学非常向往，加上北大哲学系是全国最好的，我就报考了北大哲学系。当时我的想法是：考上北大就去上，考不上，别的学校也不去。结果，我考取了北大哲学系。一个做研究的人，一个做实务的人，如果没有哲学的思维，很难看清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中国的社会学是1979年3月恢复重建的。因为社会学恢复要招生，当时北大哲学系的夏学銮老师参加了社会学培训班（夏老师后来也转到北大社会学系，后来也在社会工作专业工作，他为此做出了很多贡献），他把资料带回来和我们分享，那些提纲和讲义讲的是农村问题、婚姻家庭问题、中国人口问题等，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我是农村人，看到这些问题，发现原来哲学也可以走到这个地方来，走到更加接近现实的方面来，我就动了学社会学的念头。后来，我和另外几位大四的同学被学校选中，派到南开大学学社会学，这就是人们说的社会学的“黄埔一期”。我也就和社会学结上了缘分。后来北大建立社会学系，我留在了北大社会学系。当时雷洁琼先生从国际政治系调到社会学系，袁方先生也调过来了，就建立了社会学系（1982年2月），我就留在了系里当教师。

最开始我是做社会学的，那时候没有社会工作专业，但是雷洁琼教授等一直在呼吁恢复重建社会工作专业。1985年，在当时的国家教委的主持下，开始议论、讨论、论证建立社会工作专业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论证，在各方支持下，1987年国家教委决定试办社会工作专业，1988年初国家教委正式发文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这三所大学试办这个专业。当时这个专业的名字叫“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什么叫试办？就是办的好就办，办不好就撤。当时我们社会学学科提出建两个新专业，第一个是社会工作与管理，第二个叫社会心理学。后来，社会心理专业没有坚持下来，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坚持下来了，北京大学做出了努力，使社会工作专业坚持下来，至今已30年。

北大决定建立社会工作专业，民政部给我们很大支持，支持我们招生。民政部崔乃夫部长与北大丁石孙校长签署合作协议，民政部给一些办学经费上的支持，北京大学为民政部和全国培养社会工作本科生和研究生。社会学系也建立起了社会工作与管理教研室，当时我在社会学系当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也就被分配负责社会工作专业和学科的建设。

探索

Q2:社会工作专业建立以后，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挑战吗？

W:当然。第一个困难是当时没有专业老师, 得益于香港理工大学和我们的合作,他们帮助找了基金会的支持，再加上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小组，积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帮助培训了很多北大老师和其他学校的老师。

另外一个困难我们社会工作教育路径的选择。所谓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民政部们的民政工作；第二个是香港方面讲的社会工作，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国际准则和中国实践结合的问题，我们怎么选这条路，这就是当时的困难。但是北大社会工作专业摸索出了自己的路。个案、小组、社区、行政这些方法一定要讲，实习一定要做，但是我们要同时看到中国的实际。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不是只有小组和个案就能做来的，在中国，社会政策很重要，国家有政策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扶贫问题。中国的社会问题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必须用结构性的办法来处理，因此社会政策就比较重要。但微观的社会工作也不能放弃，处理二者关系是当时的一个难点。但是北大社会工作专业根据自己的实践和思考摸出一条路，也算是突破了这个困难。到后来全国都在借鉴这套课程体系。当然，到现在也不能说问题完全解决了，但是这个路我们是走出来了，专业和实践的结合，我们有所突破。

后来的困难就是教材。开始我们没有自己的教材，不少学校应急之策是搬用港台地区的教材或参照西方的教材进行编著。北大社会工作专业1998年出版了自己的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后来我们根据本国实际编写的教材到了1999年才出版，这就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工作概论》，现在出了第三版。这本教材有我国本土的特点，讲了我们自己的东西，有创新。我是这本教材的主编，后来这本教材也获了奖。我觉得教材非常重要，要认真对待，这才有点北大的样子，有自己的东西，当然也花了很长时间。

再一个，当时北大的社会工作是比较孤独的，是过渡时期“孤独的前行者”。起初，全国高校真正办社会工作本科的寥寥无几（因为种种原因，有的学校停止招生，有的学校缓招），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有韧性地探索。这要感谢民政部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校方的宽容和长远眼光。

责任

Q3:回望三十年，您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W:最难的时候是最初那几年，老师的课不一定都让人满意，大家都在看着北大办得怎么样。那时候将国外经验用本土化的框架过滤一遍是比较难的。后来，办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从20世纪末的十几家变成了2006年前后的二百多家，教课方面也越来越上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也编写了系列教材，第一个难关过去了。感觉时间很快，忙忙碌碌就过来了。我一直觉得时间不够，没有任何一个时间是不在想问题。除了北大的事情，我还要负责全国的事情。1994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我们的创系系主任袁方教授任第一任会长，我做秘书长。袁先生为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不做会长了，大家推选我做，一做就是十多年。我们做会长可不是闲差，我们操持很多的事情。当会长要担起责任，给一个交代。后来办社会工作专业的学校的课程设置，北大的经验被广泛参考。在师资培训、交流经验、国外资源争取等方面，协会做了很多事。这也得到了香港等境外同人的大力支持，我们要感谢他们。

创办社会工作专业不但要做专业设计，教师还要自己讲课，还要写文章，宣传社会工作，根据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写文章，鼓吹社会工作，推进社会工作，在这方面我是比较勤奋的，也写了一些有一定学术影响和影响社会工作实践发展的文章。我觉得这是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师和社会工作专业的责任。在这方面，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记得20年前，北大校方做过一个调查，问我们缺什么？我的回答只有一条：缺时间。我需要更多时间写文章，写教材、写著作。现在我还兼任一些学术职务，我还在亲力亲为（这是我的办事风格），所以还比较忙。我自己有一个写作计划，把自己的想法、观点系统地写出来，现在看，就是我把教学和社会事务完全停掉之后，要做完自己的事情，即写出自己很想写的几本专著，需要三到四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把三十年的经验、感悟、见解写出来。当教师，教学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生产知识，这是北京大学对教师的要求。生产知识可以通过写文章来体现，更重要的是建立理论体系。对于社会工作来说，这一行的人是闲不下来的，人跟着世界走，不断有新挑战，社会工作也应有新发展。我们要通过社会工作重建三十年研讨会来思考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世界一流大学要建，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也有重要责任，要建立一流学科，这是我们无形中的责任。奋斗是无限的，前途是光明的。

图为王思斌老师与采访同学

Q4:能否谈一谈您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有哪些展望？

W:说到北大的责任，有两个东西是我一直放不下的。一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二是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每年的课程培训、老师的交流，包括规划推动检查都是我们要做的。还有就是我和同事们在想，我们要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博士学位培养体系的建设，培养DSW。我和有些相关领导说过，没有社会工作博士研究生的成系统的培养，我们的社会工作就不能真正制度化地发展。现在我国还没有社会工作（社会福利）博士培养体系，在大学里教社会工作课程的老师除少量在境外学成的、获得博士学位的之外，有专业背景的是社会工作硕士毕业，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工作高等教育的要求。还有不少学校教社会工作的老师是社会学、甚至是哲学、思想政治、历史学方面转过来的，老师没真正学过社会工作，让他们来教社会工作，这就有问题，学科建设一定会有问题。一些老师从别的专业过来的需要转型，不论你从前是学什么的，必须认同社会工作。现在有些学校的社会工作系里也有不少社会学博士。如果要做社会工作，必须认同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必须要去做实务，社会学博士生可以转到社会工作方面来，但是必须懂得社会工作、认同社会工作，不然就是外行。所以，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工作（社会福利）博士培养体系，是我们的任务，不管是社会工作博士还是社会福利或社会政策博士。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生培养体系都不全，你怎么能去说整个学科建设完备呢？

社会工作是跟踪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的，从而它不断成长，这是一个互补、互动的过程。所以我们的社会工作教育要和实务互促性发展，实务必须要和理论互相促进。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多，就是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有人说：你看看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跟美国差远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美国的社会工作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人家120年，我们才30年，我们就想跟人家划等号，不可能。这并不是为我们自己开脱，因为知识积累是一个过程。社会工作的发展还有自己的经济社会背景。我们不能不着急，也不能太着急，更不能干着急。社会工作是一个不断反思、积累、实践的过程。关于社会工作的发展道路，我们在遵照国际准则的前提下也要看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不同，所以，我们要自觉，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体系。这里也需要艰难的探索。

选择

从学生到教师，从哲学到社会学再到社会工作，变的是角色和专业领域，不变的是初心。四十年来，王思斌教授从未离开过三尺讲台，以他春风化雨般的言行影响着每一个北京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学子不断向前。

“很多人认为我退休了一定很清闲，其实并不是这样。社会工作、社会学系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当作自己的事情。这里是我的家园，没有社会学、没有社会工作专业就没有我。我希望可以一直守着自己的家园。别人问我辛苦吗？我说没觉得辛苦。当你把这里的一切当成是自己的土地，努力耕耘才有收获时，那就不会去抱怨，只会往前走。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社会工作专业是和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辛苦耕耘的土地，我愿意为它付出汗水，努力耕耘。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愿意的选择。”

用王思斌老师的话说，北京大学是社会工作专业建立道路上“孤独的前行者”。那我们一定会庆幸，在这看似孤独的道路上，我们还有王老师这样的前辈，在这片他辛苦耕耘的土地上，做“坚定而执着的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