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程为敏

北大社会工作专业开展教学的首批老师之一。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学院）劳动经济专业学士、硕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博士。1989年8月至9月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国际会议，1990年7月前往英国诺丁汉大学进行考察，1993年7月至8月与香港理工大学进行合作研究。近三十年来，程老师坚守在社会工作领域深耕。而今荣休，却依然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推进竭心尽力。

采访中程老师待人亲切，向我们娓娓讲述了近三十年来与社会工作同行的故事，她用自己经历和经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为学生们指点迷津，也为社会工作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展望。

（以下访谈，“问”指同学提出的问题，“答”是程为敏老师的回答）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问：请问程老师是因为什么契机来到北大社会学系任教，又是如何与社会工作专业结缘的呢？

答：我是七七年考到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也就是现在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读完本科生以后还在那里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以后留校工作了一年半，之后来北大跟着袁方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我是1986年考进北大，1989年毕业就在社会学留校任教。因为我博士学的专业是社会保障，所以当时袁先生在我留校任教第一年的时候给我安排的课程就是社会保障。但是在1990年的时候社会学系从此就分为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工作专业，有的一个班二十或二十五个人全部变成学社会工作了，所以我就从那开始算是与社会工作专业结缘了。那个时候我们社会学系以王思斌老师为首，他同时是系主任也是社会工作专业的负责人，所以最早就是马凤芝老师、李越美老师和我等几个人开始上课。

1989年毕业的那个暑假，也是刚留校的时候，系里派我和另外一个男老师（他现在已经从我们系调走了）去新加坡参加亚太的会议，在那次亚太的会议里只有我们两个中国大陆代表，然后当主持人在大礼堂里的介绍我们中国大陆的代表时候，我们两个站起来，全场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但其实亚太社工的会是一个研讨会，所有到场的嘉宾都在讨论发表的论文，可是我们没有论文，我们这两个人对社会工作专业都不了解。我当时心里就立下一个小小的愿望，也可以叫我自己的初衷，我就想等有一天我要拿出自己的成果出来跟人家交流！不然你光听别人交流咱们自己拿不出成果来跟人交流啊。后来我就想在我这几十年的生涯中有一次出过风头去交流，拿出我们的论文，而且我们的交流成果当时也获得了很大的反响。但是那次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进行的不是社会工作的交流，而是社会学的交流，所以那时候仍然觉得自己在社会工作方面的贡献还是太小。

问：建立社会工作专业的初衷是什么呢？

答：1988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深入到了城市，到了城市之后，城市改革就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那个时候都是党团组织来解决社会问题。同时我国领导也开始认识到社会工作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了，所以重建社会工作专业。

惟日孜孜，无敢逸豫

问：专业发展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答：第一，社会工作在当时社会的认知程度不高，人们不了解社会工作是什么意思，就以为是为社会团体干一些活，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专业。

第二，我们当时教书的老师都不是社会工作专业出身的，王思斌老师是学哲学的，马凤芝老师是学经济的，我原来也是学经济，所以大家的学科背景都不太一样，对社会工作的知识储备也有限。

第三，最早教课的时候没有教材。我89年上课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教科书可以用，学生就说老师你可以讲你自己做的研究，所以我上课就讲讲我自己做的研究，关于城市化和农民工等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你看我早期的文章，“边缘群体”这个词就是我最早用的。虽然做那些农民工的研究和社会工作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但也算是社会问题大圈里的，因为你没有教科书，只能给学生讲一些自己实践的内容。但是当年我在北京图书馆看了很多史书，积累了很多的知识。

问：在您来看，有哪些力量推动了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

答：从推动我们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发展的最大力量来讲，也是最开始推动我们发展的应该就是香港理工大学。他们对我们的推动与帮助是最大的，就像我们当时说，政府意识到城市的社会问题光靠党政团体是不够的，要引进这种新的治理模式，然后发展社会工作。政府认识到了社工的重要性，建了这个专业，但是这个专业就是一个空空的东西，这一砖一瓦从哪里来？首先是香港理工大学帮助我们，他们带着我们去参观香港各方面的服务机构，我们都住在住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招待所，方便从早到晚进行学术交流。当时香港他们在推动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发展的时候，也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都联系上了，也是希望以我们为一个核心，能够团结他们，能够资源共享共同推动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

最早我和王思斌老师出去找教材买书的路途十分漫长，没有现在的交通这么发达，我们从北京到广州要坐48个小时的特快，买不着票的时候王思斌老师还得托他的同学蔡和老师帮忙替我们买。到了广州之后还要到深圳，然后再去香港，路上坐的车是没有座位的，那拥挤的画面简直没法想象。然后我们几个大包小包去买书，当时并没有拉杆箱这种东西，过去都是用旅行包，那些书都很沉重，我们就把旅行包装沉了以后往回带。后来和王思斌老师说，每出去一次我包就毁坏一次。那么沉重的包拎着，提手很容易就断了，由此你可以想象装着的书有多么重！然后我们自己再捆，再扛那些书那些包。每一次我们去香港就扛书回来给我们系资料室，现在你去资料室应该还能找到当时我扛回来的书。

当时也是香港他们给我们资助钱买书，人家资助我们去学习，资助我们去了解社会工作理论课程与实务。最开始是我们每个人讲自己的课，把那些书背的背、扛着扛不管用什么方法弄回来了之后，我们逐渐像拼图一样一一片地拼上，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课程体系，出现了很多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分支。香港同仁对我们的帮助在各个方面，因为我们去香港，他们也经常到北京来在这给我们培训讲课，他们的老师轮流来做讲座，这些不仅是我刚才说的推动了我们北大社会工作的进步，包括对我们整个社会的社会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工青妇那三个学校也都跟着一起受益。所以这就是我们从无到有的第一步，后来香港对我们的帮助就是逐渐升级。

包括后来我们做研究，也是香港阮教授他们和我们一起合作，他们在香港做研究，我们在北京做研究，然后再一起开研讨会交流。当时我们真的是去香港去了无数，有时候一年去过三次，但那时候办签证都很麻烦，我们的护照叫对公护照，学校政审流程很复杂，还需要校长的签字，但在香港的帮助下我们还是顺利进行了交流。还有他们在帮助我们的时候，帮我们联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斯蒂文森教授，然后他们就带着我们去英国跟人家交流，跟人家学习了连续三年，并且所有的这些往返车票和住宿费都是香港那边帮忙支付的。我们特别感激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想到麦主任和阮教授他们对我们的支持。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我们自己也是非常努力，别人多么大的帮助都只是一个环境，最后自己要是没有努力，外因还是发挥不了作用。推动我们社会工作发展的是我们整个社会学系，从我们社会工作一开始就是设在社会学系之下，我觉得这是王思斌老师一个最英明的决策。王思斌老师他自己是系主任，他就得统管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社会工作要依托社会学。因为社会工作很多基本的理论，社会学都有现成的调查方法，还有很多的比如家庭、婚姻和女性等视角很多老师都可以做，社会工作有实务工作的部分，但是关于它的基础，社会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我们社会学系很有实力，所以我们等于借助了最有实力的而且触手可得的资源，所以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不分家，这对我们上课教学是非常有益处的。我们有很多好的传统，比如说我们有一种交流方式是教授午餐会，老师们会讲他研究的成果报告，一个人的眼界是有限的，但是大家一起交流讨论的资源就非常丰富了。还有我们可以参加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会议，在这其中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使得我们不断学习。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问：您对社会工作专业的未来有何展望？

答：我们从无到有，从筚路蓝缕好不容易建设到今天，一砖一瓦地建设起来不容易，每个老师能有今天，离不来别人对我们的帮助，但是更离不来自己的努力。但是没有辛苦也没有今天。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除了教学之外，办起了一个专业，教育了这么多的学生之外，我们还发扬了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我们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每位老师都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比如王思斌老师一直是民政部的咨询的专家，就之前的一些事件，王思斌老师促进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发展等，促进国家社会制度的发展；还有像马凤芝老师，在汶川地震时带着学生去支援。所以不论是社会工作的老师也好，还是学生也好，都应该有社会担当，不论是什么年代，社会工作的人还是肩负社会责任感，带着这个使命一直走下去。那么这个使命就落在你们学生身上了，未来就靠你们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