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大毕业做社工：我想为工人和房东创造协商的空间

2012年，我从北大社会学硕士毕业，来到深圳清湖村参与创办了一家社会组织，主要是做产业工人相关的服务。2015年，我成为工会的一名职业化工会工作者，派驻到观澜工作。我是2018年春节后重新回到清湖村，在这里的工会工作。7月底我从工会辞职了，重回社会组织做一些租客相关的工作。2014年之前我自己也住在清湖村里，搬出去一年后，2015年又回来住了两年，现在不住在村里了。总的来说，我作为一个租客以及在这里工作的人，对于清湖村的变化，和富士康工人的情况都有一定的了解，感触也蛮深。

我刚来清湖村的时候，这里有很多小摊小贩，靠近富士康厂门口那边有各种做小吃的小贩。这种小本生意对于不想打工的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成本低，也没有店面的租金，弄个三轮车就可以做生意。大概从2014年开始，深圳大规模整治市容环境，流动小摊就很少了。城中村里以前的小卖部都是个人开的，现在基本都变成连锁，小吃店也一样。

当然，城中村的变化最明显还是体现在房租上。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2015年我回来租了一个一室一厅，900一个月，到2017年12月搬走，涨到了1100，我听说现在已经要租到1300元/月。单间的房租也涨到700-800一个月，回溯到我刚来清湖村的时候，单间400块钱就能租到。

清湖村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社区，依靠富士康这样的大厂。清湖村的房东尤其强势，因为这里的房子从来不愁租，租客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一旦不接受房东的要求，包括无理的要求，租客就被要求搬走。这是一种市场行为，其他方面也很难介入。我们现在在着手做一个“租客联盟”的项目，长远来说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平台，提高租客去协商的能力和意识。政府、社区工作站和居委会也要纳入进来，充分发掘社会组织和租客的参与，围绕出租屋的安全问题、环境提升、便民服务等开展一些协商，后期希望在涉及一些具体利益的问题上能有一些对话沟通，多一些弹性和参与。现在这个项目也才刚刚起步，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景。

今年万科在清湖村的改造引起关注，一方面还是因为富士康的原因。据了解，万科在清湖村谈下来了13栋楼，但还停留在跟房东签好合同的阶段，改造还没有开始实施。就我个人理解，十几栋楼的规模对于万科来说太小，他们在其他城中村的改造都是大手笔。万科承诺改造后的房子不会大幅涨价，只在现基础上上浮一两百元。就是说重新装修，统一改造购置家具后，单间的价格还是在八九百至一千五之间。但是很多人包括本地社区的人都觉得不可能。他们认为万科从房东手里租来，装修好再次出租，只涨一两百就是根本不赚钱的。我们的判断应该是要在现有价格上翻一倍，类似现在清湖村里金地的草莓社区的价格。但是到底万科会怎么定价还不知道。

但是对于工资本来就不高，消费水平也比较低的蓝领工人来说，一两百元的涨价也是有影响的。如果工人觉得住不起，就只能搬家。富士康是有宿舍的，但是根据现在的政策，一旦工人搬离宿舍是不能再申请回去的。那另一个选择就是搬到更便宜的地区。如果改造范围再大一些，房租继续上涨有一些人就只能选择返乡。其实我觉得万科的进入也是必然的趋势，符合深圳产业升级转型的方向。

我其实在想城中村的改造有没有更好的模式。我觉得还是要有政府的一定介入，要做一个客观的评估和调查，这个社区有多少租客？收入结构是什么样的，他们觉得能承担多少房租？优先应该保证这些低收入者能租的起房，而不是逼得他待不下去离开深圳。我觉得要建立协商的空间。我们之前做过一些，都是从比较小的点出发的项目。比如电动车在楼里充电比较危险，但电动车又是住户必要的交通工具，我们就跟房东和社区协商，在楼下某个地方开辟公共的充电桩。我觉得这个空间需要一点点打开，这都需要第三方的力量去介入。

深圳关外的小工业园一直在搬迁，制造型的工厂都在往龙华、观澜或者更偏的地方搬，有的厂直接搬出深圳，搬到惠州或者东莞，搬到内地或者海外。这个趋势非常明显，我们做工会工作非常关注这些，因为搬厂或者关厂很容易引起劳资纠纷。包括富士康，2010年还有30万人，现在只剩下十三四万。虽然工人已经减少了很多，但体量还是很大，清湖村的房子还是供不应求。富士康工会也收到一些来自工人的投诉，房租上涨对富士康也没有好处。

就整个深圳来讲，土地租金的上涨是一个基础性成本，人力和消费都要跟着上涨，对于制造业来说很难做。我们接触过的很多企业高管，在深圳房价猛涨的那几年根本就不想做事业，觉得还不如去炒房赚的快，整个有一种脱实向虚的趋势。

另外，现在的工人很多都是90后、00后，我接触下来感觉这一代和80后工人还是有区别。我们感觉年轻一代有点“没心没肺”，基本就是我自己挣多少花多少。他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基本小时候也没干过农活，家里的人把一切都安排好，也不指望他们出来打工攒钱，反而是父母攒钱给他们买房，娶媳妇。

我接触这批年轻的工人，感到挺绝望的。不管是80后还是00后，阶层固化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我的两个外甥之前都随打工的父母在东莞读书，现在回去河南老家，感觉教育水平的差距很大，我一直在说服我姐姐把他们带回城市里读书。但对于没房没户口的工人来说，子女在深圳入学也是非常苦难的。教育的困境让我切实感觉这批人没有足够的机会来改变他们的命运。

之前工人还有一条路是自己创业，做小生意。但是现在做生意的成本非常高，没有四五十万根本开不了。以前很多人事三五万盘一个小店，就慢慢能摆脱打工生活。所以我们在这里碰到了太多觉得打工没有希望被忽悠去创业的人，干了没几个月，又老老实实回到富士康。

我一直都想做一个调查，了解哪些工业园区里被骗去做传销的工人。这种现象太多了，我们的义工当中有三分之一到一般的人就进过传销。上周有个工友来找我帮忙介绍工作，他被骗过两次了，几万块对他来说都是血汗钱。那种洗脑的方式，加上对现实的失望，很多人都经不住诱惑的。

这几年，我感觉农民工这个词已经从媒体上消失了，几乎很少听到农民工怎么样。但是他们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解决。（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谢匡时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