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近日发布的最新测算数据显示，2012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由2010年的62.7%增至65.3%。

对用量化指标来衡量民族复兴进度，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争议，而且一度遭到调侃，甚至杨宜勇还被质疑为从中获利。

对此，他撰文指出，民族复兴可以分成综合国力、社会进步、民主法制、人与自然和谐、国家统一等五大部分，并建立三级监测评价体系量化进程。

如果仅仅作为一项研究课题进行分析、探讨，倒也没有什么值得质疑和指责的地方。因为，作为研究课题，怎么去理想化、数据化、模型化，都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值得提供的。如果想以此来告诉公众，中华民族已经达到65.3%的复兴率了，就显得过于盲目和乐观了。

是的，杨所长的研究成果，确实设置了大量指标，也罗列了大量数据，而这些指标和数据，大多也是国际上通用的和认可的。但是，仅凭此就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复兴的前夜，可能还有些牵强。且不说这些指标能否就能代表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单就这些指标所涵盖的数据来看，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

以GDP为例，总量已经进入世界前二了，但是，人均GDP呢？如果在评价过程中，总量的权重高一些，复兴的“效果”就好一些。反之，如果人均的权重高一些，复兴的“效果”就会差很多。

再以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的数量和位次来看，近年来，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速度很快，位次也在不断前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很强了呢？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一方面，进入世界500强的都是哪些企业？这些企业又有多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技术和品牌，这应该不难判别。如果只看数量、不看质量，这样的评价，又有多少实际价值和可信度呢？另一方面，既然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的位置这么重要，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又如何呢？也许，这些年来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证明。没有话语权，何来竞争力；没有竞争力，何来国际地位，没有国际地位，又何谈复兴呢？

又以民主法制为例，单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层面来看，应当说，中国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了。但是，法律制度的执行如何，却值得好好研究和分析。为什么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现象这么严重，不就是因为法律制度执行不到位吗？如果只有法律制度，却不能有效执行，这样的结果，能够说明已经建立了法治环境吗？民族复兴，能够仅仅用法律制度是否完善来衡量吗？对社会公众来说，权利不受到侵犯，才是真正的法律健全、制度规范。

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更难以从复兴的角度进行分析了。近年来，正是环境遭到破坏以后大自然对人类报复的高峰期。就拿杨所长生活的北京来说，一年有那么多时间笼罩在雾霾之中，能证明人与自然已经和谐了吗？而土壤中的有害物质越来越多，食品安全方面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又怎能证明人与自然在和谐共生呢？

我们说，民族复兴，不仅是一个内容十分宽泛的概念，而且是一个需要几代、几十代人奋斗的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成就当然十分显著，对民族复兴产生的作用和效果也十分明显。但是，仅仅用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就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就在眼前，已经达到了65.3%这样的高度，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了。至少，它没有能够准确、客观、真实地反映目前的实际情况。

事实上，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真正关键的内容，是要找出存在的问题，找到我们的差距，而不是通过人为手段，硬是将各种并不真实、客观的数据拼凑起来，随意拨高，以此来掩盖问题，修饰矛盾。如果这样，只会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负面作用与影响。

所以，对杨所长的“复兴论”，还是理性面对的好，将其作为一种个人的研究课题，而决不能作为政策制定和宏观决策的依据。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还是在做，在行动，而不是用数据来拼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