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背景

2016年9月，爱天使社工接到南海法援的转介，26岁的外来女工小吴（化名）在2016年5月遭遇男工友跟踪潜入屋内性侵，避孕失败导致流产，此事后丈夫持回避态度，无论是夫家还是娘家都支持薄弱，小吴独自一人奔波在报警，求医以及诉讼的系列程序中，转介时处于民事诉讼阶段，一方面周旋于不同部门，另一方面要承受应激创伤，还要面对同事及同乡群的舆论压力与污名标签等过程引发的二次伤害。

二、介入过程

第一阶段

建立关系期（9月），危机评估与收集资料阶段

案主与社工接触初期，主动求助意愿强烈，创伤情绪较为严重，叙述过程中语言组织较为混乱，回忆存在碎片化和部分遗忘、模糊或混乱的情况，社工主要使用倾听、同理的方式，过程中案主情绪过于强烈的时候，就辅之以心理创伤疗愈技巧舒缓案主之情绪与压力，如放松训练，“回溯”技巧，引导案主建构“安全地带”等，在收集资料的同时评估危机程度，初步评估危机为中等或以下，社工协助案主澄清并自述了需求：民事诉讼中获得5万元的赔偿。

以及身心都做好准备迎接二胎，社工与案主一起制定了个案目标，为：

1、顺利完成民事诉讼阶段，争取最佳权益；

2、疗愈“性侵与流产”导致的创伤，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并拟定了初步的介入计划。

危机元素

案主情况

性侵犯的严重性

酒后遭受工友潜入家中1次性的强奸，轻微性冲突，身体轻微受伤，由于强奸而怀孕导致流产；

身体/智力/情绪

甲亢疾病史，智力正常，初中文化，有强奸创伤后遗症（过度警觉、闪回、失眠噩梦、焦虑抑郁、社交回避、轻微攻击/报复情绪、子宫/乳房非器质性疼痛）；

压力/危机

案主本人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3500元/月收入，丈夫最近3个月暂时失业，家中有少量存款，亲父母在近两年内相近去世，一个姐姐有精神分裂疾病史；

家居环境

两室一厅瓦房，相对清洁，没有明显的安全或健康危机，具功能性设备；

家庭系统

得不到丈夫和亲友的支援，只有3岁的女儿和舅舅关系较好，给予情感上的关心，家庭管理技巧/知识不足；

其他系统

同事及同乡群的舆论压力与污名标签，相关部门与专业系统对性侵议题处理缺少针对性的研究与经验，存在部分服务空白地带有待提升，社会文化对性侵受害者存在伤害的迷思，正义、仁爱、女性地位仍需提升

第二阶段

跨专业危机干预期（10月-12月）链接多部门跨专业资源，为案主提供一站式服务

这一阶段，社工主要是提供链接资源、个案管理以及陪同服务，小吴前期在不清晰各部门程序的情况下，遭遇了接连周折，社工介入后为小吴提供了跨专业的援助支持，当小吴不符合法律援助标准而又存在法律援助需求时，链接了志愿者律师资源，提供代书等法律服务。

以及针对小吴在性侵、流产时引发的身体隐患，链接了医生资源，为小吴提供周到的实地问诊和及时的线上咨询服务，减缓了医患关系矛盾。

在为小吴争取最佳权益的过程中，社工咨询了公检法三方的联络员，厘清小吴在诉讼过程中会面对的不利境况，比如：部分证据丢失，并且由于我国精神损失费没有统一细致定量的标准，在当地以往性侵案例所能获得的精神损失费相对保守，不超过1万，社工组织公安人员、司法人员与心理咨询师一同探讨并作出相应对策，比如民事诉讼时引入了关于精神伤害的专家佐证，让法官充分意识到性侵受害者精神伤害之严重性，并提供更全面的证据支持，在庭审问答中的语言组织与表达规范等，成功为小吴争取到了总共6万元的充分赔偿，全程统筹协调各部门各专业服务，观察并保证各流程中输出服务之质量，陪同小吴处理相关程序，让小吴消除了无助、无望感，并感受到了社会公正的对待。

第三阶段

个人与家庭创伤疗愈期（1月-3月），强化家庭系统的支持

社工链接了二级心理咨询师，处理小吴的心理创伤，案主前期会说：

“我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

“生活没有希望”

“我很恨他，想过拿刀杀了他”

在得到跨专业援助的同时，附以心理咨询，一方面减少了二次伤害，同时疗愈创伤，在这个过程，心理创伤没有消失，但小吴学会了如何与创伤相处，说：

“我感觉自己正在慢慢地恢复”

社工还积极介入小吴的家庭系统，丈夫一开始持回避态度，社工协助丈夫与小吴澄清了对性侵事件的看法、情绪和双方的期待，增强了丈夫对小吴的支持意识，在个案后期，丈夫愿意陪伴小吴出庭，共同面对困境，小吴成功孕育了二胎，家庭也步上了复原的正轨。

第四阶段

评估与结案期 （4月-5月）案主的身心恢复

在生理层面，案主减轻了非器质性疼痛的情况，成功孕育了二胎，在心理层面上，虽依然存在创伤之影响，但度过了急性创伤时期，并呈现疗愈趋势，案主也掌握了与创伤共处的技巧，在家庭与社会上，家庭给予案主支持，生活良性持续，案主也得到社会支持，获得合法、公正的审判和赔偿，个案目标达致，并处理了案主的离别情绪，案主目前辞职在家专心养胎，但总体对现状感到较为平静和满意。

第五阶段

追踪期（6月-12月）持续关心，巩固案主信心

目前个案仍然处于半年内的追踪期，案主返回丈夫家乡养胎，与家公家婆女儿一同居住生活，期间有遇到一些事故意外，如家公开电动三轮车撞伤别人等，案主能自主处理并协调，社工给予情感支持与肯定，案主能与过往创伤共处，感受到自我正在疗愈的过程中，并对日后生活有信心与憧憬。

专业反思

技巧分享

1.多部门跨专业的介入机制

外来女工及其子女作为流动人口，在社会分配上，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少，在性安全议题上，不仅容易陷入困境，更容易困上加困，因此及时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十分重要及必要。而性侵案件往往涉及多部门和多专业，案主会有一连串关联的问题，集结起来复杂而严重，不是一个部门或单一个工作人员能解决的，需要社工联动多部门与组织，连贯资源和程序，全程跟进，监督各方服务输送，形成机制（如图），让案主的问题在多变的情境中，得以改善。

2.强奸创伤后遗症的疗愈

2.1创伤与复原

Finkelhor&Browne（1985）根据临床观察，归纳出四种创伤生成动力，包括性创伤（Traumatic）、背叛（Betrayal）、无能为力（Powerlessness）、羞辱（Stigmatization）。

他们认为这四种创伤动力与性侵犯事件相互作用，扭曲了受害者的自我概念、世界观和感受力，进而形成独有的创伤反映。当受害者用扭曲的方式应对生活时，就会表现出多种心理行为问题。

在创伤复原过程，首先是“建立安全感”：与案主建立信任关系，在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上给案主建立安全感。使用心理疗愈技巧，如眼动脱敏与再处理疗法，津巴多时间观疗法等，协助案主处理负罪感、羞辱感等负面情绪，找回平静，自信和安全感，人的创伤，有了安全感就会从混沌种浮现，看见创伤就是治愈的标志。

接下来是“还原创伤真相”：可使用认知行为疗法，理性情绪疗法等，协助案主理清各种创伤导致的不合理想法，“我为什么会总觉得身边有人？为什么我会觉得身边的男人会伤害我？为什么我看见孩子就特别伤感？我的这想法是什么？”，并且练习用合理观念替代不合理观点。

最后是“社群恢复”，当案主逐渐在心理恢复的时候，也要设法恢复她在社群的关系，创造一些情景让她融入社会生活。

2.2家庭支持与复原

春风网研究显示，创伤后遗症与家庭支持有相关关系，支持越强，创伤越轻，然而外来女工及其子女的群体特质之一就是家庭支持较为薄弱，因此在创伤疗愈过程中，融合家庭系统视角，对家庭进行系统的干预，对女工及其子女性侵个案也十分重要。

3.减轻性侵迷思与歧视的负面影响

受夫权/父权制度和贞操文化的影响，社会对性侵受害者存在污名化现象，受害者一旦公布，就被受到舆论歧视与声誉受损，而女工及其子女大部分生长在农村，接触性别平等教育的机会与渠道也相应较少，贞操文化的迷思更容易内化到个人，体现在朋辈、家人的歧视，以及性侵受害者自己对自己的歧视，这是对性侵受害者伤害最深的。性侵受害者会认为自己是低人一等的，被人玷污的。

因此社工一方面需要做社会倡议，另一方面在个案跟进时，要保持价值中立和非评判，特别是自身要补充健康全面的性教育知识，也要关注并协助家人和案主厘清对性侵的价值观点和判断以及其对生活的影响，尽量减少消极性价值观、歧视或者污名对案主的负面伤害。

反思

近年来，随着性别暴力议题在社会关注度中的持续升温，性侵已然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性侵是性质严重的犯罪，对受害人及其家庭造成的损失及伤害深远，2016年，我国媒体平均每天至少报道1.2起性侵案件，流动人口的性危机更为突出，根据“爱·天使”保障性安全项目在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的调查，8成的性侵报案者是外来女工，超过58%的外来女工曾经遭遇过性骚扰，但受社会文化与环境所限，目前能浮出水面的性侵案件只是冰山一角，然而随着社会进步与外来女工文化水平提升及个人意识觉醒，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受害者主动寻求社会公共援助与支持。

目前对于性侵危机干预议题，公共服务仍存在着巨大的空白，而流动人口的生活安全与质量也极需提升， 社工作为公共服务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应该具备专业的敏感度，看见并致力外来女工群体及性侵这个逐渐走出隐秘黑匣子的社会问题，积累专业的行业援助经验，探索有效的干预模式。

参考

《性之耻，还是伤之痛》 龙迪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创伤与复原》 朱迪思·赫尔曼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让往事随风而去》弗朗辛·夏皮罗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让时间治愈一切  津巴时间观疗法》 菲利普·津巴多，理查德·索德，罗斯玛丽·索德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隋双戈，李玲，陈柳月等，中国大陆遭遇性侵女性PTSD发生率及社会心理因素，《全国首届性侵预防与应对跨界研讨峰会论文集》，春风网、深圳春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编制，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