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泥腿社工”的探寻路
◀社工阿甘(中)向记者讲述驻村开展工作的甜酸苦辣 记者 林兆均 摄
记者正在采访的时候,村民来社工站找返乡青年阿堂维修手机 记者 林兆均 摄
开发青梅酒,办起乡村旅社,整理口述村史,提升村民自信……社工进村为乡村社会的重建提供“另一种可能”
“我们可能选了一条很难走的路。”33岁的黄亚军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正是他投身农村社工的第十个年头,如今,他的身份是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的总干事。
社工,在中国(尤其是广东)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但与随处可见的城市家综相比,农村社工还是一个遥远的名词。
在广东,改变源自2010年的社工进村。从化仙娘溪村是广州市政府购买农村社工专项服务的第一个试点。往日凋敝的小村庄,在“绿耕”的农村社工进驻后,村容、村貌、村民生活都悄悄起了变化。
从事社会工作教学研究和实践已经20余年的史铁尔有诸多头衔,他却更乐意被称为“泥腿社工”。
他也在做相关的农村社工实践。在湘西翁草村,他带领的来自城市的社工们,第一次见到茅厕里的蛆虫会尖叫着跑到附近的学校,如今却能走八里山路深入苗寨走访。
“社工对我们国家来说,城市和农村一样贫乏和急需,但我觉得农村更需要,也更有作为。”而当前社工城乡分布极不均衡的状况,让这位“泥腿社工”忧心忡忡。
记者 李妹妍 李国辉
A 一个村庄的社工实践
初夏,广州从化仙娘溪村,梅子成熟的季节让整个村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梅子香。香姐和青梅加工小组的成员们也开始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青梅梅果加工制作。
“这是去年晒的Q梅,尝尝。”遇到爬山中途口渴讨水喝的游客,香姐热情地拿出自家晒的梅果招呼,“大的那些拿去卖了,这些卖相有点不太好,留着自家当零食。”
Q梅、梅干、青梅酵素、梅精……在香姐家里,随处可见的青梅加工品是这一家如今主要经济收入之一。但在几年前,因为效益不好,香姐和丈夫清哥曾动心思要把种了二十多年的青梅树砍掉。
“我们家种了一百多棵青梅树,山上粗生粗长,没怎么打理,一年也能挂果一千多斤。”香姐告诉记者,以往他们将青梅直接卖给批发市场,但前些年青梅的收购价一路滑低,每斤卖不到5毛钱,收入微薄。那时候,许多村民纷纷将青梅树砍掉,开始改种沙糖桔。
但沙糖桔也是直接卖到批发市场,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依然存在。2010年,仙娘溪村成为广州市政府购买社工农村专项服务的第一个试点,绿耕社工们进驻仙娘溪村,为村民谋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计成为当务之急。
“种沙糖桔需要大量农药化肥,一旦得黄龙病,还可能绝收。”社工甘传告诉记者,为了保住青梅林,也发展村民生计,他们想出了开发青梅加工产品的方法,“将青梅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村民获得收入的同时也关照土地、环境,这是一种可持续的生计。”
2013年4月,绿耕社工们从香港邀请了有30年手作食物经验的老师进村开展梅子学堂,分享青梅产品的疗效,教村民制作梅精、酵素等一系列具有疗愈功能的产品。在社工的指导下,清哥、香姐和几户村民一起成立青梅加工小组,开始加工和试验青梅产品,慢慢推出了包括Q梅、梅干、青梅酵素、梅酒等在内的“原乡梅好”系列产品。
青梅加工保住了仙娘溪村的青梅林,但社工们的努力并不止步于此。
社工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驻村走访,将村里废弃的23间老房子租了下来,修缮保持了土屋的原貌,改造成了乡村旅舍。社工们还发动村里8位妇女组成小组,负责游客的住宿吃饭等接待工作。在社工的协助下,她们推选出静姐负责接听预订电话,社工帮她们在网上宣传乡村旅馆,还开通了邮箱、微博、微信,“现在每个月都有游客,很多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遇到暑假期间,客房还会爆满。”
B 文化探索:助力乡土重建
仙娘溪村社工负责人甘传还记得最早来到村庄调研时的情景:荒废破败的围屋、祠堂里养鸡养猪,村里只有留守的老幼妇孺,“年轻人都出去了,乡村文化正在被遗忘”。
为了唤醒乡村文化,进驻仙娘溪村后,甘传和实习生们在村里开展了“农村社区口述史整理”项目,每天带着纸笔和录音工具,挨家挨户地问:“一开始村民会觉得,你们这些城里人真无聊,那么多正事不做,跑来记录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给谁看?”
村民的质疑让甘传有些措手不及,但在反复确认完善工作方案之后,他们还是带着微笑天天上门和村里的老人话家常。渐渐地,有些老人打开话匣子聊起了往事。几个月下来,社工和实习生们把村史和家族史走访完,用老照片和朴实的文字一一整理出来,挂在旅社房间和走廊上,供所有人浏览。
返乡在村里当导赏员的阿堂还记得那一幕的感动:在一次村民会议上,社工把整理的村史、家族史和个人史制成幻灯片,一边放映,一边请村里的老人念读,“原来,我们村还有这样的历史”。
“口述史”之后,当社工提出重修祠堂、风水池以及其他老围屋时,村民们态度变得非常积极:自筹了5万元重修村里两座祠堂,没钱的村民也贡献了自家的方桌长凳。
社工们的到来搅动了这条沉寂的村子,更多的村民自觉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当中。旅社负责人之一的静姐就自豪地告诉记者,乡村旅社收入的70%为妇女劳务工资,20%为旅社维修发展基金,10%用于村子公共事务,如修缮祠堂,建图书馆、社区食堂等。
“社工介入农村,不仅是要实现协助农民改善生计,更要探索社会互助、重建乡土文化认同。”甘传说,当初村里希望他们直接给资金,由村里干,但他们坚持和村民一起修房、整路,几年下来,社工的努力为乡村社会的重建提供“另一种可能”,一些青壮年开始回到村里,“在一次村民理事会上,村干部说,绿耕给村里带来的民风和观念的改变,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C 专业、人才:农村社工的困惑
几年的一线工作下来,黄亚军看着这个行业日渐热闹,也时刻感受到行业的困境。
“现在的社工项目基本都是政府购买服务,催生了很大需求。”他告诉记者,以广州为例,2008年就在全省率先在社会服务领域探索政府购买服务,仙娘溪村就是一个为期三年的试点项目,每年投入100万元经费。这样的“市场”令不少人看到“商机”,有些机构并不一定是带着社工的价值观和专业训练进入行业的。
“这个行业需要大量的专业社工人才,而这正是让人最担心的问题。”他指出,农村社工工作看似简单,但这背后,如何与村民交流建立信任关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制定介入方案、对方案进行评估研究、方案实施、效果评价,都需要一套专业的方法。“现在进入社工的门槛太低,不少社工并没有受过专业的方法指导。”
从化项目的指导思路很明确:通过社区经济实验,尝试走出一条“经济发展—社会互助—文化传承—生态良好”的农村可持续发展道路。
“我们更看中激活村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寻找一条与环境和谐的发展道路。”他心里很清楚,“可持续发展”往往可能意味着短期内成效不会太显著。
仙娘溪村的沙糖桔,以往一月一次的喷洒农药,已经变成了一年三次。村民们正在逐步接受有机种植的观念:过量的农药、化肥让土地质量恶化,还会带来水源污染和重金属残留等问题。
“有机种植产量本来就低,还要看天气配不配合;不能打药,虫害只能用手抓或覆草木灰,非常麻烦。”这两年,梅姐家里的沙糖桔产量下降了很多,而且因为病虫害等造成产量很不稳定,“虽然收购价高了,但增收是不太可能的”。
对村民来说,是要明显稳定的经济效益,还是要可能见效缓慢的综合效益?黄亚军虽然对长远发展抱有信心,但也觉得任重道远,“农村项目是一个长期投入,但现在很多项目要求快出效果,这就是一种矛盾”。
D『双百计划』:广阔农村,大有作为
“我的经验是,有三年以上经验的社工,大家都在抢。”正在进行乡村实验的不仅仅是“绿耕”,长沙民政学院社工学院教授史铁尔也带领他的学生们在湘西偏远的村寨中进行着专业的社工指导。
史铁尔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该学院学生近年来专业对口就业率高达77%,其中90%曾经到农村锻炼过的学生都选择了以社工为职业,“足可印证社工在我们国家这十几年发展的迅猛态势”。
在他看来,中国是农业大国,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农村问题也变得越来越突出,而农村社会工作作为一种“非政府渠道”的解决方式,是体制外的有效补充。
事实上,早在2003年,他们就深入湘西自治州苗寨,设立了3个农村社会工作实习基地,进行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他们在整合资源、提供直接服务的同时,侧重从恢复农村文化、提升农民自信心入手,先后发动村民在村寨成立苗歌队、苗鼓队、修建村寨社区活动中心等,促进了村落社区的健康发展。
但欣喜的同时,他对农村社会工作的现状也忧心忡忡:社工发展迅猛,但城乡分布极不均衡。他的行动研究团队曾作出一个保守估计:目前我国的社工组织、社工人员分布态势,城乡比例约为101。
史铁尔认为,这些年社工的分布差异可能造成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认为农村不需要社工是认识上的误区”。
“从社工‘弱势优先,公平正义’的专业价值观出发,更应该优先发展农村社会工作。”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张和清教授亦指出,无论在社工服务领域,还是政府经费资助力度等方面,农村社会工作发展都很薄弱,无法与城市社工服务相提并论。
张和清还提供了一组数据:截至2016年,广东省持证社工近6万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达1254家,社会工作投入总金额超过60多亿元,均居全国第一。但“珠三角”之外的地区,截至2016年底,粤东西北地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数1104个,仅占全省7%;年度资金投入2330万,不足全省2%。
他告诉记者,基于此,广东推出了粤东西北地区“双百镇(街)社会工作服务五年计划”(简称“双百计划”)。将连续五年共安排资金3亿元,在粤东西北地区建设200个镇(街)社工服务站,开发1000个专业社工岗位,孵化200个志愿服务组织,培育10000名志愿者,实现社会工作全覆盖;同时,为防止人才流失,广东还将进一步保障社工待遇,第一年年薪约为5万,以后每年递增5%。
“政策得当、有适当的职业发展渠道、有尊严的工资,我认为是促使社工行业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广阔农村,大有作为。”张和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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