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一则新闻触痛了大众的神经：在万家团圆的春节期间，广州市设立的首个“弃婴安全岛”，10天内接收到33名弃婴。记者获得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弃婴岛在15天内接收的弃婴数量已增至79名。

设置弃婴岛是否变相纵容了弃婴行为，弃婴岛背后隐藏着哪些社会之痛，如何真正有效地减少弃婴行为……针对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儿童福利领域的专家学者，直面争议中的“弃婴安全岛”。

安全岛是拯救弃婴还是纵容弃婴?

2011年6月，我国首个“弃婴安全岛”在河北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门口诞生。红顶白墙的小屋内，婴儿保温箱、延时报警器、婴儿床等几项简单的设施，为被遗弃的婴儿提供了一个临时的避风港。

然而，这个旨在保护弃婴、增加弃婴存活率的新事物问世不久，便引来诸多争议。赞同者认为，设立弃婴岛提高了弃婴的存活率，保障了弃婴的生命安全，体现了社会进步;质疑者则认为，设立弃婴岛是对遗弃行为的变相纵容和鼓励，与法律禁止弃婴的要求不一致。

面对争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主任李波认为，要理性看待保障婴儿生命权与打击弃婴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设立弃婴岛是在弃婴现象发生后，通过采取弥补和救助措施达到对弃婴生命权益的保护，这与法律通过禁止弃婴和打击弃婴犯罪来保护婴儿生命权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在保护弃婴生命权益的环节上有先后之分，法律重在预防，弃婴岛重在补救和应对。

李波指出，从实践看，并没有数据显示安全岛的设置会引发弃婴数量的增长或鼓励弃婴行为。根据石家庄、南京弃婴安全岛的实践，在媒体大范围报道后，安全岛接收的弃婴数量会在短时间内有所增长，但很快就趋于平稳甚至下降，而且，安全岛弃婴数量增加了，在街头巷尾等其他地点捡拾的弃婴就减少了，弃婴总量并没有增多。

实际上，由于救助及时，弃婴的存活率大幅提高。以石家庄为例，据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介绍，以往遗弃在福利院门口及附近的婴儿入院后，存活下来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弃婴进入安全岛后，死亡率明显降低，经入院体检，弃婴外伤、发高烧以及患肺炎的数量锐减。

“我们虽然改变不了社会遗弃婴儿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想方设法改变婴儿被遗弃的后果。”韩金红说。

无奈弃婴凸显儿童福利保障制度缺失

“虎毒不吃子，今天遗弃骨肉如同用刀削骨，医生说我儿的病情无药可治，留在家中会导致更大的家庭悲剧。”这是一个落款为“没有资格为人父”的人在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门外的弃婴岛内留下的字条。字里行间，浸透着父母的不舍与无奈。

据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徐久介绍，福利院建立弃婴岛以来，接收的弃婴大多在一岁以下，有的孩子身上插着导管，有的孩子发着高烧，有的孩子衣物中存放着在医院的治疗病历，这些孩子患有脑瘫、唐氏综合征、血液系统疾病等中重度疾病，如不及时救治将危及生命。还有一部分是1至6岁的孩子，身患重病和残疾，生活不能自理，无法接受正常教育。

在这个弃婴岛内，近三分之二的家长留下了字条或现金，表示遗弃孩子纯属万般无奈之举，希望孩子能够得到医治，保住性命。从性别上看，弃婴中男孩子占多数，打破了以前社会存在的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遗弃因素。

根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儿童抚育部主任冀刚的粗略统计，全国各地目前设立的“弃婴安全岛”接收的弃婴，约99%都是病残儿童。婴儿被遗弃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无法承受昂贵的医疗费，无法承受呆傻孩子将来的特殊教育费用，很多家庭担心因病致贫，这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当前我国儿童福利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一个孩子若是残疾或智障，是一辈子的事情，家庭能否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障?解决了看病的问题，后续的看护照料怎么办?康复和教育怎么办?这些都是国家福利保障制度在顶层设计中应该考虑的问题。”冀刚说，只有持续的体制保障，才能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减少弃婴行为的发生。